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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之后

创伤之后



我们翻译这篇文章的理由


基于本文,让我们斗胆做一个猜测:我们对受害人后续生活的关注不足,甚至不足以支撑我们看完这篇长文。

创伤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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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之后


作者:Lili Loofbourow

译者:唐萧&宋一

校对:崔颖

策划:唐萧 & 刘蕊


2006年7月,米利亚姆•托斯(Miriam Toews)在电影《沉默的阳光》拍摄现场——墨西哥奇瓦瓦州门诺教社区。该片由卡洛斯•雷加达斯(左一)导演,米利亚姆扮演Ester一角。


一旦我们对犯罪习以为常,它就可能成为一种类型,而不仅仅是事件。近两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性侵事件公之于众,针对该类事件的叙事模式已经形成。在这种叙事模式中,我们常将双方当事人放在不同的时间维度上来看待。我们感兴趣的似乎是肇事者的未来和受害者的过去。无论社会对肇事者有什么疑问,这些问题都与下一步有关:他们会坐牢吗?他们的职业生涯会受到什么影响?然而,有关受害者的问题似乎都侧重于过去,有时是为了帮助理解,有时是为了得到确定、确证和痛苦的细节。而即使是那些最温和的问题,即我们避过了类似“她当时穿的什么?”这种语言,关注的也是受害者的过去。


结果,我们没有足够词汇来描述受害者的后续生活,即使使用了能够指向未来的语言——比如 “幸存者”,也难以补救。受害者在遭受侵犯、发生变故时,我们给予了巨大关注,但这种关注却很少延续到他们此后的心理创伤中去。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圣约》获得了最新的布克奖(同时获奖的还有贝伯納德•埃瓦里斯托的《女孩,女人,其他》)。她在书中的创举之一就是通过关注性侵后的余震提供了另外的视角。作为《使女的故事》的动人续集,它通过在平行故事中展示“莉迪亚阿姨”这个反面角色伺机反抗的一面,调和了第一部小说中的残酷氛围。


《使女的故事》中虚构了一个反乌托邦,即基列,它作为一个男性神权政体,对全体女性几乎拥有全部的监管权。幸好,《圣约》中展示的基列霸权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从一开始就有缺陷:事实上,它一直被秘密警察监视着。《使女的故事》中展现的使女的痛苦,多少是被认可和忽视的,但到了《圣约》中,这种痛苦又得到了减轻,因为有人在看着这一切:虐待正被严格记录。《圣约》传递的观点认为,逾矩者的行为记录是十分重要的凭证。即一旦真相被记录、揭露和传播,那么后果会很严重,权力也会崩溃。


我觉得这是一种消极的乐观主义。如果说#Me Too#运动(更不用说揭发了)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证词并不能使权力倒台。在这样一个声色犬马、注意力匮乏的生态中,我们的愤慨此起彼伏,而大多数肇事者纵情狂欢而无人指摘,他们都等得起,话语权也大得多。而即使是他们不这样做,人们也无法就恶行的揭露能够如何影响他们达成一致。很快,他们就会卷土重来,且很少遭到抵制。2008年,杰弗里•爱普斯坦(Jeffrey Epstein)因“教唆未成年少女卖淫”和拉皮条而获罪,但此后他仍受到有权有势者的款待。


通过放大受害者的声音,#Me Too#运动使得这样的算计不再那么容易,但即使是到了今天,在公众贬损、羞辱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和杰弗里•爱普斯坦(Jeffrey Epstein)之后,后者的强大同僚们似乎并不觉得这是多大的业界污点。韦恩斯坦最近去了市中心的一个喜剧俱乐部,爱普斯坦的许多拥趸对他们的行为被公众讨论感到不满。至于那些打倒腐败机构的档案卷宗,呵。最近,罗南•法罗(Ronan Farrow)称,全球广播公司(NBC)之所以阻止他报道韦恩斯坦的性侵事件,是因为韦恩斯坦威胁要揭发NBC当红主播马特•劳尔(Matt Lauer)也存在类似行为。但NBC不仅没有将两人全数曝光,反而替两人打掩护。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一切,但没有一个权力结构被推翻。决定保护韦恩斯坦和劳尔的人仍然稳坐其位。一些控告韦恩斯坦的人很可能会被迫签署一项和解协议,使得他不必承认自己的罪行,也不用支付一毛钱。


证言似乎没有带来革命。但的确带来了某方面的解放:如果法律系统无力回应,权力也没有崩溃,那凭什么证言要被限定在法律或新闻标准要求的形式里?对于受害者是如何在一堆陈词滥调式的言论中苦苦挣扎、继续生活,公众理解甚少。我们对人们在受到攻击后应如何立即采取行动的期望是如此严格,令人难以置信:她应该像个旁观者一样,最好是哭着,并立即前往急诊室,提供好强奸工具包(即性侵法医证据检测),并向警方提供完美的陈述,同时表现出适当的疼痛和恐慌。


这就是为什么香奈尔•米勒(Chanel Miller,中文名张晓夏)的《知道我的名字》(Know My Name)既有文学意义,也有教育意义。在书中,她描述了自己在无意识状态中被强奸后,如何求医、报警的经历。她描述了诸如此类的疑惑:她的头发被拨来拨去,最后找出来一根松针,他们说这是证据;寻找她的内裤而未果,却不被告诉为什么要这样做;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意识到没有人知道。而由于在为数不多的证词里,很少有人能表达清楚,她的证词就至关重要。她的话语在事后描述中也是如此。我们对于受害者后续生活的思考模式通常包括了复仇、绝望,或是认为“揭露真相会带来公正结果”的幻想。米勒的描述却并不带有这样的宣泄情绪,也没有呈现最终的结果。她只是勾勒了一系列相互冲突的精神状态,它们沿着平行的轨道前进,问题仍没有解决。


当我读到卡罗尔(E. Jean Carroll)关于特朗普强奸她的指控时,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她在《纽约》杂志上的那篇节选几乎是对传统“指控”的一种反叛。对于那些可能被更谨慎、或是更深思熟虑的叙述者剔除的回忆和描述,她选择了保留。比如说,如果有好吃的牛排,她愿意暂时忍受令人毛骨悚然的老板;当她在布鲁明戴尔(Bloomingdales)遇到特朗普时,会觉得他很有魅力。从读到这篇文章的那天起,我就一直难以忘怀,尤其因为卡罗尔的描述风趣、轻率,也不介意把这事曝光出来。但她在最后谈到为这件事付出的代价时,改变了语调。玛丽•卡尔在《骗子俱乐部》( The Liars’ Club)中也采取了类似的手法。在这样的叙述中,一个突出特点是作者不计后果地表明,即使诉诸法律值得一试(卡罗尔就正在起诉特朗普),正义也不太可能随之而来。也因此,直言不讳风险较小。


简而言之,我发现自己渴望的是这样一种文学,它超越了旧时法律上的证词和情感上的诉求,而触及到一种“创伤后的未来”——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表达,先姑且称之。如果受害者的伤害被证实和曝光,甚至是被惩罚,但这种事情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他们会是什么感受?我很想知道他们的想法。在这一方面,非虚构的小说代表作有《知道我的名字》(Know My Name),虚构文学作品的代表如米里亚姆•托斯(Miriam Toews)的《女人的诉说》(Women Talking )和雷切尔•克莱因(Rachel Cline)的《质疑权威》(The Question Authority)。


这两部小说都是对真实事件的虚构处理,把我们用在虐待故事中无聊的习见套路揉作一团,并延伸到各个主体上——他们的感受不总是清晰或充满希望的,但似乎都呈现出孤立、固定的存在状态。“不是说我觉得不存在性犯罪这回事,”克莱因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说道——


“只是说人们认为有权获得某种抽象的正义,某种是非观上的一致,这是有问题的。我是说, ‘没人真正理解受害人的遭遇’。”她边讲边比划着引号手势……。“这种事一遍遍地发生。你必须学着接受。


在《女人的诉说》(Women Talking)中,米丽亚姆•托斯虚构了玻利维亚的一个名叫Molotschna的门诺派聚居地。书一开篇就写道,至少有三百名门诺派妇女和女孩曾在其聚居地被八名男子麻醉并暴力强奸。这部小说以发生在玻利维亚奉行极端保守主义的马尼托巴省的真实事件为基础,当时有8名男子在四年时间里强奸了约130名妇女。


故事叙述者奥古斯•埃普(August Epp)作为一个受害者,曾被驱逐出去,最近才回到了这片聚居地。通过他的视角我们了解到, 强奸事件“平均”每三四天就会发生一次,受害的妇女还会因为自己的伤势而受到长辈的指责,甚至说那些伤都是她们自己想象出来的。“我来到这里的那一年,” 埃普说,“女人们描述着她们一直在做的梦,最后,当这些‘梦里’的碎片被拼凑起来时,她们开始明白,她们一直在做同一个梦,而那也根本不是一个梦。”一天晚上,一个女人整晚没合眼,“抓到一个年轻人撬开她卧室的窗户,手里拿着一壶颠茄喷雾剂”,于是,罪犯们被抓了起来(就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门诺派男子通常自行维护治安,但一名妇女(其年幼的女儿被发现患有性病)用镰刀袭击了一名强奸犯,而一群赶来维护的人又不小心杀死了另一名罪犯。因此,殖民地的主教彼得斯要求地方当局出面监禁这八名罪犯,以保其人身安全。


小说以另一队人马赶来营救强奸犯开篇,“当罪犯回来时,”埃普写道,


Molotschna的女人将被给予机会原谅这些男人,从而保证大家的生活平静如初。彼得斯说,如果女人不原谅犯事的男人,她们就得离开殖民地,到外面的世界去,到那个她们一无所知的地方去。受害的妇女只有两天的时间来做选择。


这本小说讲的就是她们在这两天间的思考情况,同时也讲述了这些思考之间是如何博弈的。在这一点上的叙述线有两条,一条是故事讲述者埃普应童年好友奥娜(Ona)的要求用英语做了会议记录,另一条是妇女们激烈、独特的争论过程——这些论点甚至超越了她们在这一社会中的从属身份和文盲状态。来自两个家庭的8名妇女秘密地组织了这件事。她们在一个年迈门诺派教徒的草棚里碰面,为彼此洗脚之后,开始辩论。她们最初觉得,摆在面前的只有三种选择:什么都不做,留下来抗争,或是离开。但这场对话渐渐从解决当前的压力,升华成谈论哲学的首要原则:如何辩论,在什么基础上进行辩论。例如,当敏锐的玛丽斯(Mariche)意识到,留下来抗争意味着背叛他们的和平誓言,而如果她们想要得到上帝的宽恕,就得先原谅那些伤害她们的男人。奥娜在想,强行宽恕是否算数:“用言语而不是心灵来假装宽恕,难道不是比不宽恕更严重的罪行吗?


作者故意将这些女性置于孤立境地。她们不会读写,只会说门诺低地德语,这使得“离开”这一选项几乎是不可能的;她们连地图都看不懂。她们的神学知识完全来自那些犯下了罪行而期待被原谅的男人。她们知道这一点,但同时也愿意解决“离开”之后的不确定性问题。这些妇女有相当多的实践知识,在准确度上很有一套。尼特(Neitje)是个年轻姑娘,她也许不懂数学,但她“知道如何把东西——面粉、盐、猪油等等——满满当当地装进任何特定的容器里,不浪费一丁点儿空间。” 斯嘉菲斯(Scarface Janz)支持“什么都不做”,她是“平日里的接骨师,也是个以擅长测量距离而闻名的女人。


性虐待中受害者的孤立无援,也是作者有意为之。《女人的诉说》既阐述了性侵的普遍性是如何引起了关于受害者日后状况的大规模讨论,又说明了要达成共识,有多么困难。这本小说温和、轻松地讲述了不同的人在受到侵犯后是如何在社会中继续生存的。书中的女性试图在困顿中建立起一套条例,希望创伤不必抹平她们的不同。当阿加塔老人(Agata)援引《传道书》时时,萨洛姆(Salome)——那个用镰刀对袭击者进行复仇的母亲——并没有被那些话打动。这不仅因为传教士的原话就是这样,还因为涉及妇女的相关圣经段落本来就很少。因此,她们不得不转向诗意的动物类比,那离生活更近。另一位长者格蕾塔(Greta)说道,她心爱的马群为躲避一只好斗的狗逃跑了。她说,“它们不会开会来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就是跑掉而已。”一个女人笑着说她们不是动物时,格雷塔说:“我们像动物一样被折磨;也许我们应该以牙还牙。”“你是说我们应该逃走吗?”奥娜问道。“或者杀了那些个袭击者?”萨洛姆问。


类似的解释数不胜数,就这类解释引发的争论亦是层出不穷。阿加塔老人告诉格蕾塔,她曾亲眼目睹过一群马奋起反抗,杀了攻击它们的人。她还分享了另外一个故事:一条狗咬死了三只小浣熊,为了报仇,浣熊妈妈用活着的另外三只幼崽做诱饵,两天后,狗的主人回家后,发现了自家狗的一条腿,一个眼睛被剜掉的狗头。但格蕾塔却不无讽刺地说,难道她们应该一走了之,放任族群内部的弱势群体遭肢解?但阿加塔老人回答道,“这个故事想要表达的是,连动物都能奋起反抗,一走了之。” 


这群女人就这样坐在牛奶桶上,进行着这些火药味十足,甚至是让人灰心丧气的讨论。她们有的点着烟,有的互相扎着辫子,有的拌嘴,但无一例外,都战战兢兢,害怕那群男人回来。但要最终下定决心,她们必须要在思想上和宗教上达成共识。即使是她们在衡量这场袭击会引起的变化时,这些想法也都久久萦绕在她们脑中。最开始,她们还有共同的宗教观念。但最后,她们中的长者却将萨洛姆(Salome)逐出了部落,尽管最后她们达成了一致。


在这些形而上学的谈论过程中,很少会直接提及到伤痛,但这不妨碍伤痕累累的身体,一次次讲述血淋淋的罪恶。有一个女孩,在她的袜子和裙摆之间,满是黑蝇和跳蚤的咬痕,绳子灼烧和刀子留下的伤口更是触目惊心。有一个女人,她的手指从关节处全被咬下了。但作者似乎认为,以这种生动地方式描述这类细节,未免过于残忍。所以她总是小心翼翼,除非不得已,否则不会着笔墨于这类画面。她不想博人眼球,也不愿作评论。


奥娜是本书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她总是随身提着一个水桶,因为怕自己会随时呕吐。但只有读到第49页时,我们才会知道,她怀孕了,而这是强奸的恶果。只有读到第57页时,我们才会知道,奥娜的姐姐米娜自缢而亡了;我们才会知道,奥娜亲手将姐姐用来自杀的放头巾往脖子下方移了一英寸,只为露出绳子灼烧留下的伤;我们才会知道,米娜自杀,远不只是因为发现神志不清的女儿尼特,发现自己的女儿浑身满是强奸之后留下的血迹、粪便和精液,而是因为,教皇皮特斯坚持这恶行是撒旦所为。只有当和蔼可亲的格蕾塔将她的假牙摘下时,我们才会知道,那是因为歹徒用尽全力捂住她的嘴,她衰老、脆弱的牙齿因此几乎全被碾成了粉末,因为她在被强奸时喊出了声罢了。我们才会知道,送格蕾塔假牙的游客被教皇皮特斯送出了莫洛奇纳,并且从今禁止外面的好心人进入部落。


故事中的女人也许生活在一片弹丸之地,但她们的激进有时候连我们也难以望其项背。奥娜对权威深恶痛绝,她认为在权威之下,人都变得心狠手辣。有一次,她甚至建议起草一份宣言,其中的条款中规中矩,不过是“男人和女人就部落事务集体决议;允许女人思考;允许教女孩阅读和书写。”“如果男人不同意怎么办?”格蕾塔问道。“就把他们杀了,”奥娜回答。有两个年纪稍小的女孩儿“倒吸了一口冷气,勉强地笑了笑。”奥娜的决心崩塌了。


书中时不时会有一些黑色幽默。其中有一个女人,透露自己曾做过的一个梦:她在泥巴里发现了一块硬糖,她正打算洗洗吃掉,但有一头两百磅的肥猪把她压在墙上,她什么都不能做,只能喊叫。“这太荒唐了,在莫洛奇纳我们可没有糖果,”玛丽斯说。书中也有很多的不愉快:有的女人埋怨玛丽斯,质问她,为什么她丈夫卡拉斯家暴她和孩子时,她不奋起反抗;然而,即使是在讨论的过程中,玛丽斯却为了辩护这几个女人,又一次被暴打。萨洛姆是患有性病的那个幼童的妈妈,她被指定为死去姐姐的女儿尼特的监护人,但尼特却反过来责怪萨洛姆,因为她为了不让男人觊觎尼特做的事有失颜面。奥特和尼特为了救格蕾塔的马而出卖自己的身体,辩称反正自己已经丢失了童贞。强奸犯用来麻醉受害者的颠茄喷雾,也再一次在文中重现。


随着讨论的进行,事情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读者能深切地感受到叙述者的绝望,以及,教皇皮特斯可能也是强奸的共谋。在书的最后,蒙上了一层可怖的希望。但让人不忍的是,这份过于纯粹和理想的希望,需要孤注一掷才有可能实现。小说不起眼的名字掩盖了小说人物的雄心壮志:遭受了非常的磨难后,她们坐在一起讨论,希望能在两天内为未来找一条出路。


而雷切尔•克莱因的《质疑权威》,从一种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审视了一位男性性侵犯。与保守的门诺派不同,鲍勃•拉斯穆森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名中学老师,戴着“质疑权威”的徽章,一副左派嬉皮士做派。他调戏自己的女学生,任凭自己的喜好挑起同学间的矛盾,却辩护自己是在传业授道。故事的讲述者诺拉是拉斯穆森的学生,步入中年的她,一边要悲痛于母亲的去世,一边不无狼狈地继承了布鲁克林来的天价房子,但却不能将其出售,也无力装修。


她在工作上也陷入了困局。诺拉最近在布鲁克林教育局处理(不是打赢)诉讼案件,但这份工作没有给她留有余地。一次,诺拉被指派去处理一起性侵案,涉事人是一名公立学校的老师,诺拉的老板乔斯林称这个老师“是什么恋童癖”,之前被抓到过。诺拉不懂为什么要她去处理类事。“首先,有教师工会,”乔斯林说。她还提到,侵犯人没有被当场抓获。再说了,受害人是个青少年,“所以啊,大部分时间大家都以为他们在谈恋爱呢。”“八年级的时候,我最好的闺蜜也操了我们的老师。”诺拉想。其它几个女孩儿也是。当诺拉最终同意接触性侵人时,却发现他的辩护律师和自己最好的发小同名。


但这不是巧合。律师确实是她的朋友。她叫贝思,诺拉以前很喜欢她,但是后来断了联系。她们的决断贯穿于整本小说。诺拉再遇贝思的震惊,也激荡起了1971年拉斯穆森主宰她们生活的那段回忆。贝思追求拉斯穆森,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拉斯穆森直率、有魅力,会给受害者起爱称,送银手镯。他知道怎么吸引她们,他会在她们作业本的空白处写她们才懂得段子,会说他知道她们来月经了。小说里,他也会时不时地从他的视角来进行讲述。


随着情节步步深入,诺拉和贝斯分道扬镳的原因渐渐清晰:有时是因为嫉妒,有时是保护意识,有时是恶心,有时是否定,甚至是对她和老师串通的羞耻。但她们的分手不清不楚,甚至三十八年后的今天,她们依然耿耿于怀(该书时间设定于2009年2月)。在《女人的诉说》一书中,主要思考的是逼迫下的原谅,而在《质疑权威》中,作者着力于表达青春期的欲望和友情,并且用比较含蓄的方式描写了愧疚。诺拉有时候想,“拉斯穆森班里的女孩子完全可以处理自己的欲望和性欲。那他是罪犯么?我受到伤害了么?贝思受到伤害了么?又有哪个男人不渴望豆蔻年华的女孩儿呢?但不管怎么说,我完好无损,没有受到伤害。我一直都能主宰自己的生活。”


事情败露了,拉斯穆森因此丢了饭碗。他和别人说,他正在“康复”。但对诺拉,和其它仍然记得他的女人来说,这可能只是开始。诺拉发现了一个脸书的帖子,那些曾被拉斯穆森侵犯过的同学在讨论要不要起诉他。“这件事给我的教训就是,对有点儿事业心的左派男人,要保持绝对的警惕。”有人写道。“他把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每天我听到有人说,哎,就是,有些人说要是能因此独立思考,这个代价还不算太大(这当然是从没被强奸的人那里听来的),我都哑口无言。”“我没做好保护措施。”“你?”“那你当时怀孕了么?”“对,但是我当时完全没意识到这是强奸。”“完事后,我们还在他家里做饼干。”


但这本以悲伤和孤单为底色的小说,总算留有一线希望。过去发生的事情,虽然分开了诺拉和贝思,但也帮助她们重归于好。再次联系贝思时,诺拉发现她竟然没有丝毫受影响,依然热衷于买好东西,对失败的婚姻和儿子也漫不经心。诺拉发现,贝思根本没把拉斯穆森当回事儿。当时,她表现得完全不像个小孩子。“我要和拉斯穆森做爱。”她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就向诺拉这样宣布,还说她要去他家,脱掉她的上衣。诺拉问为什么;她们明明说好了不向这个小丑屈服。但贝思回答说,“因为我想,我整天想这个事儿。”


但现在她不想了。但当这对昔日的好友,如今诉讼案的对头一起喝东西时,诺拉问贝思,她有没有将之前从事性工作的经历怪罪到拉斯穆森。贝思和诺拉说别犯傻了,但是诺拉不依不挠:“你不觉得,这其中也许有什么联系?一个十四岁的女孩被她的老师骚扰,这个女孩后来做了妓女?但贝思对此不屑一顾,难道诺拉认为拉斯穆森应该为自己变成老女人负责?这次会面并不愉快。最后,贝思告诉诺拉,她与自己的决绝比拉斯穆森带给她的伤害更大。“你想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怪罪于鲍勃,但其实你才是伤害我的那个人。”


但书中,对于正义、创伤和过去遭遇并没有一个共识,这和《女人的诉说》截然相反。在《质疑权威》中,克莱因使用了多个不同的视角进行叙述,其中包括诺拉,拉斯穆森那时的妻子娜奥米,拉斯穆森和成年后贝思的邮件往来。最开始,你也许会觉得各种视角交替出现,显得十分混乱,但直到你和诺拉一起意识到,贝思根本没觉得这事已经过去了三十九年。原来,贝思长大后和拉斯穆森再度相逢,并且嫁给了他。“她躺在他的床上,他没有死,没有进监狱,没有掉进地心。他甚至是被爱着的。今天下午贝思试图操控我,企图让我在这个案子上放手的样子,现在看来,不仅不可怜,甚至让人后背生凉。”诺拉变成老姑娘,是因为鲍勃么? 很难说;但没有贝思的陪伴,她的生活更虚无倒是真的。贝思可能是在利用这段关系,来打赢这场官司,让另一个罪犯逃脱惩罚。


也可以说,这本书讲述的不是受害者和侵犯者之间的关系,而是一段发展中的友情,如何败给侵犯者的干预。在克莱因的笔下,这是一个游离于自以为正直和自我怀疑的故事。对发生过的事,诺拉绝没有那么笃定。诺拉注意到,“现在回头看看,我和贝思经常争论,争论的内容虽然不一样,但总是同一个主题:什么是真相?我和她谁理解真相?”我们的主人公不喜欢虚假:有一次她指出贝思屋子里的木镶板是假的,但贝思不承认。她对能看穿拉斯穆森洋洋自得:“我试着脑补恋童癖在学校如何行动。当然了,我早就知道了:他会在女孩笔记本的空白处写些甜言蜜语,夸她漂亮,并且告诉她虽然可以来他家聊聊。”


 “我看事物总是更真切一些,”她会到处说—但她的这种自我评价,在书中不只一次地被挑战。她错过了很多。她没有意识到,贝思在她们做朋友的期间,一直去希伯来学校。她忘记了,或者说选择忘记,自己也没有直截了当拒绝拉斯穆森。贝思给她看了一张照片作为证据,诺拉的世界崩塌了。但这些对话已经于事无补:故事的最后,贝思的生活分崩离析,她和诺拉也没有重归于好。但有一瞬间,那心扉打开了,贝思向诺拉解释了为什么自己要嫁给拉斯穆森:“更像是要找回失去的那一部分自我,”一天晚上她告诉诺拉,“就好像是,他把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联系起来了。”从此以后,那心门就关上了;故事的最后,她们两个依然要在法庭对峙。贝思没有打一声招呼,消失在了人海中。


传统的观点认为,十三岁女孩对自己老师砰然心动,不能算是同意。但这是从法律的视角,而不是幸存者的视角。《质疑权威》的讨论越偏向法律,越远离个人视角,本书的观点也越经不起推敲。当然,个人的视角更难理清。例如,青少年都固执己见,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断。诺拉始终不愿承认自己和贝思年轻时的真实欲望,与自己所理解的欲望之间的差距。诺拉认为,拉斯姆森“质疑权威”的徽章暗示着“他是所有问题的权威。”她想到了一个叫塔姆辛的女孩的照片,她也是拉瑟姆森的受害者。那张照片里,塔姆辛伤痕累累,难以挣脱困境,但她仍然一厢情愿地相信自己是自愿的。被困住和自愿的界限十分模糊。虽然记错了照片,但诺拉最后还是找到了塔姆辛。“我受够了过往的种种!知道么?过去我以为,这件事决定了我是什么样的人?”塔姆辛回忆他强奸她的时候,她说了“不”。她现在还戴着一个银手镯。


如果性侵指控只和冷冰冰的法律相关,那创伤后的漫长人生又该遵循怎样的轨迹?在《质疑权威》一书中,即使最好的朋友共同遭受性侵,她们的创伤也要各自承受。这也是为什么Me Too运动会势不可挡;意义可以共情;伤害发生时,孤单的人发现自己其实并不孤单,她们疑惑,好奇,需要为自己的未来寻找一条不同的轨迹,但她们并不孤单。当生活一团糟时,幸存者很难找到讲述过去的方式,帮助自己恢复平静,重新掌控生活:坚持年少的自我,其实是在背负着自己欲望和脆弱的愧疚。


这似乎是贝思的困局。但不承认年轻时的自我,等于承认自己的无能。谈何容易?难怪诺拉把自己和拉斯穆森的遭遇从回忆中全部抹除。难怪这两个女人都不能承认,是过去的部分自我影响了现在的自我;最好是将它们划清界限,从此各不相干,以此,来寻找一丝自我。《质疑权威》希望能寻找一种叙述方式,甚至一种权威,帮助受害者掌控自我,与自己和平相处。


每当有人指责Me Too波及太广,我都感受到暴怒和细腻很难共存,它们总是水火不容。寻求这一个,总会破坏另一个。这一种互相伤害的干涉会给我们一种错误的印象。每当面对性侵,我们的社会都会如临大敌,将一方描绘成难以想象的怪兽,将另一方描绘成伤痕累累,没有丝毫未来的受害者。但这种模式在其形式上和叙事上,都有其缺陷。在这种模式下,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许多人类真实的反应都不能得到表现和讨论,绝望、矛盾、矛盾、愧疚、麻木、否定和我不愿提及的希望,都激不起一丝涟漪。希望,也许不能准确表达托斯和克莱因充满想象力的文字,但我深深感激她们愿意涉及这些社会的羁绊和痛楚。





创伤之后

  • 本文原载于 The New Yorke Review of Books

  • 原文链接: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2020/03/12/the-post-traumatic-n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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