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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年轻人不再做爱

为什么年轻人不再做爱


我们翻译这篇文章的理由


在这个时代,色情产品、约炮软件抬手便是,但我们的性与爱似乎陷入了休眠。性美好、欢愉、又有趣,但是什么让我们这么惧怕亲密接触?文章讨论的是美国青年为什么没有性生活,但对中国的城市青年来说这一点都不陌生。另外,本文的译者是三位女生,选题会上大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篇,因为觉得由三个女生来翻完这篇文章,是很cool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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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年轻人不再做爱


作者:KATE JULIAN

译者:泮海伦 & 杨雪 & 王雅婧

校对:刘小康

策划:取经号周三组(养生青年)

 

这本该是性的繁荣时代。

 

美国人认为未婚成年人之间性行为“非常正常”的比例达到了历史新高。艾滋病的新发病例则创历史新低。大多数女性终于可以免费避孕,无需处方就能买到紧急避孕药。

 

如果你喜欢约炮,Grindr和Tinder可以让你在一小时内找到炮友。以前说“这个世界上有啥,就会有关于啥的色情片”只不过是在抖机灵,现在却变成了真理。BDSM的情节在本地影城上演——但是为什么要浪费时间跑去看呢?黄金时段的电视剧中也会有逼真、精彩的情爱镜头。至于色情短信,从数量上而言也是再正常不过了。

 

多角恋一词尽人皆知。像“性变态”等令人脸红的术语已不再被提及,人们转而使用“性癖”等较为悦耳的词汇。肛交从终极禁忌升级成了“五垒”,《少年时尚》(Teen Vogue)周刊(是的,“少年时尚”)甚至为此出了一份指南。也许除了乱伦和兽交(当然还有更普遍的非自愿性行为),我们的文化几乎对所有性交方式的宽容可谓是前所未有。

 

尽管如此,美国青少年和青年人的性生活却越来越少。

 

青少年发生首次性行为的时间有所延迟,这让在乎他们健康幸福的家长、教师和牧师都松了一口气。1991年至2017年期间,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在《青少年危险行为普查》(Youth Risk Behavior Survey)中发现,有过性行为的高中生比例从54%下降到了40%。换句话说,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性行为从大多数高中生都经历过的事变成了一件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历过的事。(不,他们不是改成口交了,口交的比例变化并不大。)

 

与此同时,美国的未成年女孩怀孕率已骤降至当代最高水平的三分之一。上世纪90年代,当这种下降趋势刚开始显现时,人们广为接受青少年推迟首次性行为的现象,认为这十分妥当。但是现在一些人开始怀疑,这么明显的好事一桩,是否源于不那么健康的深层原因。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青少年性行为的延迟可能是暗示他们普遍避免亲密接触的首个征兆,而这种状态会一直持续到成年。

 

过去几年里,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珍·特温格(Jean M. Twenge)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探讨美国人的性生活如何以及为何出现衰退趋势。在一系列期刊文章和她的最新著作《i世代》(iGen)中,特温格教授指出,相较前两代人,如今青年人的性伴侣越来越少。当代20多岁的青年,禁欲的可能性是X世代(生于1966年~1980年)的2.5倍,其中15%的人自成年之后还没有过性生活。

译注:X世代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一代。

 

和前几代的同龄人相比,X世代和婴儿潮一代的人(生于1946年~1964年)今时今日的性生活也可能减少。特温格教授发现,根据《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到2014年,普通成年人的性生活从62次/年下降到54次/年。这在个案中可能不够显著,但是从全国范围看来,美国人的性生活次数总体显著下降。特温格教授最近查看了2016年最新《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的数据,她告诉我,在她进行研究的两年里,美国人的性行为频率下降得更厉害了。

 

一些社会科学家对特温格分析的某些方面提出了异议。还有人说,她的数据来源虽然备受推崇,但并不适用于性学研究。然而,我为这篇文章采访了很多专家,没有一个人严肃质疑这样一种观点,即在2018年前后,普通年青人的性生活比几十年前的同龄人要少。也没有人怀疑这一现实与公众的看法不符——我们大多数人仍认为其他人的性生活比实际情况要多得多。

 

当我致电给人类学家海伦·费雪(Helen Fisher)时,我几乎可以感觉到她在电话那端点头。费雪研究爱与性学,她联合指导了婚恋网站Match.com的年度“单身美国”(Singles in America survey)调查。该调查面向美国5000多名单身人士。“数据确实表明人们的性生活越来越少,”她略带恶作剧地说道,“我是婴儿潮出生的人。很显然,在我那个时代,我们的性生活要比现在的年青人多多了!”她接着解释说,八年来这项调查对人们的生活细节进行了深入调查。“每年,整个Match公司都为美国人性生活太少而感到震惊,甚至千禧一代也没能幸免。”

 

和许多其他专家一样,费雪将性行为的下降趋势归为年轻人结婚率的下降。25年来,结婚的人越来越少,也越来越晚。起初,许多人认为结婚率的下降是因为未婚同居的人数增多,但是同居人口的比例还不足以抵消已婚人数的减少。如今在35以下的成年人中,大约有60%没有配偶或伴侣。在这个年龄段的成年人里,三分之一的人与父母生活在一起,成了该年龄段中最常见的状况。相较之下,和情侣生活在一起的人有更多的性生活,显然和父母住在一起对于你的性生活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但是这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年轻人从一开始就倾向于单身。

 

在与性学研究人员、心理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治疗医师、性教育工作者和青年人多次交谈的过程中,我听到了许多其他关于“性衰退”的理论。有人告诉我,这可能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包括约文化、经济压力过重、焦虑率飙升、心理脆弱、抗抑郁药物滥用、网络电视、塑料制品释放的环境雌激素、睾酮水平下降、网络色情、震动棒受捧、交友软件、选择困难症、父母过度管束、眼高手低、智能手机、新闻周期、普遍的信息超载、睡眠剥夺、肥胖。随便说一个现代通病,总有人,在某处,准备指责其扰乱了人们的性致。

 

我采访一些专家对性生活的减少给出了更明朗的解释。例如,近几十年来,儿童遭受性侵犯的发案率已有所下降,而儿童受到侵害后可能会性早熟或发生滥交行为。如今,由于性别观念的改变,以及人们对各种性取向(包括无性恋)的认识不断增强,一些人即使不想进入性关系,也不会面临太大的压力。也许更多的人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把学习或工作看得比爱情和性更重要,抑或他们只是在选择生活伴侣方面宁缺毋滥——如果是这样,再好不过。

 

这其中绝大多数解释都可能是真的。在2007年的一项著名研究中,人们为研究人员提供了237个不同的做爱理由,从神秘(“我想更贴近上帝”)到蹩脚(“我想改变话题”),不一而足。拒绝性行为的理由肯定也不会比这少。尽管如此,在我采访和回顾的研究中,有几个理由反复出现——每一个都对我们的幸福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自慰

 

性衰退不是美国独有的现象。大多数国家并不会密切跟踪本国国民的性生活,但是那些尝试过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发达国家)报告说,他们国民的性生活都出现了推迟和下降。英国国家性态度和生活方式调查(Britain’s National of Sexual Attitudes and Lifestyles)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性学研究之一。根据该调查2001年的数据,年龄在16岁至44岁之间的人平均每月发生6次以上的性行为。到2012年,已下降到5次不到。大约在同一时期,恋爱中的澳大利亚人性生活从1.8次/周下降到1.4次/周。芬兰的“Finsex”研究发现,性生活次数减少伴有自慰频率的上升。

 

在荷兰,初次发生性行为的中位年龄从2012年的17.1岁延迟到2017年的18.6岁。其他类型的身体接触也有所延迟,甚至接吻也是如此。这一消息并没有像在美国那样得到普遍的宽慰,而是引起了一些担心。荷兰人以拥有世界上最高的青少年比率和青少年幸福指数为傲。某教育家警告称,如果人们跳过发展的关键阶段,而该阶段不仅仅会经历调情和接吻,还会遭遇失恋和失望,那对于成人生活中的挑战,他们能做好迎接的准备吗?

 

瑞典民调显示民众性生活减少,举国哗然。在过去20年里没有进行过全国范围性学研究的瑞典,立即在最近发起了此项研究。瑞典是欧洲出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显然不愿意拿本国的生育能力冒险。时任瑞典卫生部部长在一篇评论文章中陈述了这项研究的宗旨,他写道:“如果高质量性生活的社会条件(比如由于压力或其他不健康的因素)恶化”,那就成了“政治问题”。

 

这也促使我们将目光转向面临生育挑战的日本,它正遭受人口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性匮乏危机的研究案例。2005年,年龄在18岁至34岁之间的日本单身人士中,有三分之一从未有过性经验。截止到2015年,这一比率上升到43%,表示没有结婚意愿的人数也在上升。(婚姻不能保证性生活频率:相关调查指出,47%的已婚人士至少一个月内不会发生性行为。)

 

近十年来,西方媒体的报道将日本的性恐惧与新一代的“食草男”(草食男子)联系在一起。据说,这些在英语中被称为“herbivore men”(草食系男子)的人,对追求女性或传统意义上的成功持矛盾态度。日本无性生活一族的新分类还包括诸如“蛰居族”(引きこもり,只蜗居在自己房间内的人群)、“啃老族”(パラサイトシングル,20多岁还与父母居住的人)、“御宅族”(おたく,热衷于某些事物、尤其是动画和漫画的人群)——据说这些人都是“无性症候群”(セックスしない症候群)加剧的成因。

 

早些时候,大多数西方国家说到这都有明显的潜台词:“日本是不是很古怪?”这种论调慢慢演变成这样的认识:与其说日本的经历是一种未解之谜,不如说是一个警示寓言。惨淡的就业前景驱使多数男性追求单身,但此后这种文化开始适应甚至鼓励这一倾向。长期居住在东京的日裔美国作家罗兰·凯尔茨(Roland Kelts)说:“这代人发现,现实生活中与女性建立的关系并不完美或不符合预期,不似虚拟的性诱惑那般令人难以抗拒。”

 

让我们思考一下这种虚拟诱惑。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色情片生产国和消费国之一,还开辟了颜射(别问我这是啥)等全新的色情类型。同时,日本也是高端性爱娃娃设计的全球领导者。不过日本在开发了大量性器官刺激模式上更具说服力,这些性刺激无需费心借助传统的真人性交即可实现。《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最近的一篇文章以《日本的性产业正变得不再那么性感》(Japan’s Sex Industry Is Becoming Less Sexual)为题,介绍了男性花钱在女店员注视下自慰的“自慰观赏店”(オナニークラブ,onakura shops)。文章解释说,因为很多年轻人认为交媾本就“面倒くさい”(令人生厌),所以“为自慰服务的产业蓬勃发展”。

 

在2015年出版的《当代爱恋》(Modern Romance)一书中,社会学家埃里克·克利嫩伯格(Eric Klinenberg)和喜剧演员阿兹·安萨里(Aziz Ansari)(今年早些时候,Aziz因约炮而声名狼藉)描述了安萨里访日寻求对性爱未来的见解的经历。他的结论是,他所读到的关于食草男的大部分文章都没有切中要害。他发现,食草男不是真的无欲无求——只是“不是通过传统方式”。他提到,在日本最近较流行的创新产品中,有一种“一次性的硅胶蛋,男性可以在里面涂满润滑剂然后自慰”。在东京的某晚,安萨里在便利店买了一个,回到酒店后——对不起让你想象了那个画面——试了一下。他觉得这种方式冷冰冰的,还很尴尬,但还是能理解这种产品的存在意义。他写道:“这提供了一种途径,避免陷入和他人发生确切性关系的境地。”

 

从1992年到2014年,每周自慰的美国男性比例翻了一番,多达54%,女性比例则增加了两倍多,达到26%。当然,容易接触到色情内容是部分原因。2014年,43%的男性自称在过去一周中看了A片。震动棒的使用也占据了重要位置——一项10年前的重大研究发现,略超过一半的成年女性都曾使用过震动棒。从各种迹象来看,震动棒的受欢迎程度会越来越高。(振动棒的制造商、型号和功能都有了爆炸式增长。你可以在亚马逊上查看它们,有10000多个产品可供选择。)

 

这种转变极为明显,尤其西方文明本来在自慰方面一直有心理障碍,其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俄南。正如罗伯特·迈克尔(Robert T. Michael)和其他合著者在《美国的性》(Sex in America)一书中所述,谷物制造商凯洛格(J.H.Kellogg)曾敦促19世纪末的美国父母采取极端措施,以防止他们的孩子沉溺于欢愉享乐。极端措施包括在无麻醉的情况下进行割礼,以及在阴蒂上涂抹石炭酸。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观点致使自慰在20世纪仍是禁忌。到了20世纪90年代,当迈克尔的书出版时,提到自慰人们仍会伴之“紧张地窃笑,或者感到震惊和厌恶”,尽管这种行为很常见。

译注:俄南(希伯来语:אוֹנָן)是希伯来圣经创世纪第38节中出现的次要人物,是犹大与迦南人书亚的次子。由于耶和华处死了俄南的兄长珥,犹大按照习俗,要俄南与兄嫂他玛同房,生儿子为兄长传宗接代。俄南知道生下来的孩子不是自己的,所以与他玛同房时遗精于地(体外排精),耶和华认为这是恶,把他处死了。此后英语onanism成为了手淫及性交中断的代词。

 

如今,自慰行为愈发普遍。伴随着对色情片泛滥的忧虑,对自慰影响的担忧正被各行各业的人重新提出,其中包括指导了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他同时也是反色情活动家。在《伙计,该放手了》(Man, Interrupted)一书中,他警告说“自慰拖延症”(这个粗鄙的词是他针对因自慰导致拖延的合成词)可能会导致年轻人在学业、社交、性生活方面溃败。俄勒冈州人加里·威尔逊(Gary Wilson)经营着名为“精虫真会上脑”(Your Brain on Porn)的网站,他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在某次Tedx讲座中,通过展现动物交配及许多人类交媾时的脑部扫描图特征,威尔逊认为看网上色情片自慰会成瘾,导致大脑发生结构性变化,进而带来流行性的勃起功能障碍。

 

盐湖城的非盈利组织“抗击新毒品”(Fight the New Drug,这里的毒品指色情片)对此表示响应,并将其进一步推广。该组织在全国各地的学校和其他组织中发表演说,包括在今年春天到堪萨斯皇家棒球队进行活动。“不撸”(NoFap)板块是Reddit网站上广受欢迎板块的一个分支,其留言板由现已退休的谷歌承包商创建,它为社区成员“不撸丝”(fapstronauts)提供了戒掉“打飞机”的程序。在主流之外,极右的“骄傲男孩”(Proud Boys)组织有一项“禁止撸管”的政策,禁止成员每月自慰超过一次。该组织创始人加文·麦克内斯(Gavin Mclnnes)同时也是Vice Media的联合创始人,他说色情片和自慰让千禧一代“甚至不想谈恋爱”。

 

真相似乎更加复杂。很少有证据表明在年轻男性中普遍存在勃起功能障碍。我采访过的研究人员中,没有人见过看色情片会让人成瘾的确切证据。正如最近在《性行为档案》(The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上一篇关于色情研究的评论文章所说,“色情滥用这一概念在学术和流行文学中仍然存在争议”,而“谈论到网络色情,整个精神卫生领域就分化成了认为它具有成瘾性和非成瘾性两大阵营。”

 

这并非是说色情片的使用和现实中的性欲毫无关系。伊安·科纳(Ian Kerner)是纽约著名的性治疗师,写过几本以性为话题的畅销书。他说尽管他不认为使用色情不健康(他建议某些病人去看特定类型的色情片),但他在工作中接触到很多受色情片影响的人,有些人“还像17岁时一样自慰”,损害了他们正常的性生活。他说:“这削弱了他们的性趣”。科纳认为,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女性到他这里接受治疗,她们表示自己比伴侣更想做爱。

 

在报道本篇时,我与几十位20多岁和30岁出头的青年进行了交谈和通信,希望能更好地了解性衰退。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具有代表性,尽管我也确实找到了一些经验丰富的人。我和那些从未谈过恋爱或有性经验的人聊过,也与那些疯狂恋爱或性生活频繁(或两者兼有)的人聊过。性生活频率可能在减少,但大多数人还是会发生性行为——就像即使是经济萧条时期,大多数人还是有工作一样。

 

当然,“经济萧条”的比喻还不够完美。大多人依靠工作过活,而恋爱与性生活可不是如此。我和很多主动单身或禁欲的人交流过。即使如此,我还是惊讶于有很多20多岁的人对“先上床再约会”的现状感到不满。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问我,事情是否一直以来都是这么艰难。尽管他们的故事各不相同,还是出现了一些共同的主题。

 

不出预料,其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色情片。也许没那么令人期待的是,绝大多数人将他们自己的看片生活和性生活视为截然不同的事情,两者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很多直女告诉我,从色情片中增长性知识似乎让一些男性有了可恶的性习惯(后文再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总体而言,有伴侣的性行为和独自看色情片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事。一名30出头的男性告诉我“我看色情片的品味和挑选伴侣的倾向完全不同”,他解释说自己大约每周看一次色情片,并认为这对他的性生活影响不大。一名22岁的女性说“我知道色情片是虚构的”,她还补充说自己没有“内化”它。

 

当顶级色情网站Pornhub公布2017年最受欢迎的搜索榜单时,我想到了这些评论。连续三年,第一名都是“lesbian”(女同性恋,这是男女都喜欢的一个类别)。新晋第二则是“hentai”——即日式动画、漫画或其他动画化的色情片。色情片和现实性爱当然不是一回事,可“hentai”甚至都不属于这个次元,它的非真实正是其吸引力的来源。在《纽约杂志》(New York-magazine)一篇关于色情片偏好的封面故事中,莫·奥康纳(Maureen O’Connor)描述了“hentai”如何夸张身体部位(“眼可比脚,胸大如脑,巨根盘腰”),又是如何让超自然生物色情化(“性感的人形”加上“糖果色的毛,还有动物的角、耳朵和尾巴”)。换句话说,色情片搜索热榜涉及的性行为,是一半以上的人都不可能实现的;而热搜第二名的“hentai”与其说是肉欲,不如说是幻想。

 

很多和我交流过的年轻人都认为,色情片无非是另一种数字互动,不过是一种舒压方式,为了转移注意力罢了。这与他们的性生活(或缺乏性生活)有很大关系,就像是社交媒体和狂看电视之间的关系一样。正如一位24岁的男子在给我的邮件中所说:

 

互联网让满足基本的社交和性需求变得如此容易,以至于人们更不愿意走进“肉欲世界”去追求这些东西。这并不是说互联网可以给你比性爱或恋爱更多的满足感,因为互联网并不会如此……(但是它可以)为你提供足够的满足感以安抚这些迫切的需求……不妨问自己几个问题:“如果没有这些色情片,我会多多出门、做更多爱吗?”对于我这个年龄的很多人来说,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

 

就连恋爱中的人也告诉我,他们的数字生活似乎在与性生活竞争。一位女性指出:“如果我们不回家打开电视或刷手机的话,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性生活。”这似乎有违逻辑,我们对性爱的渴求应该是最主要的。要能在现实生活中撩骚,谁会选择在网上胡混呢?

 

而青少年就会选择后者。去年《人口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上刊登了一项有趣的研究,该研究调查了各县宽带互联网接入的情况,发现互联网的普及可以解释1999年至2007年间各地青少年生育率为何下降了7%到13%。

 

也许青少年不是我们有时认为的那种荷尔蒙上脑的狂热分子。也许人类的性冲动比我们想象的要脆弱,也更容易陷入停滞。

 

二、约文化和直升机父母

 

差不多在我92年刚上高中的时候,美国青少年怀孕率和生育率达到了几十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性爱初体验的年龄中位数则低至16.9岁。和我同年(1978年)出生的那代女性,拥有一项怪异的“荣誉”:我们是接触性爱最低龄的一代人。

译注:直升机父母是指过分介入儿女生活,保护或是干预其生活的父母,因为类似直升机一样的盘旋在儿女身边,故称为直升机父母。

 

然而90年代中后期,青少年怀孕率却开始下降了。这一趋势广受欢迎,但是专家们对其产生的原因各执己见。计划生育的支持者自然认为是计划生育的功劳。毋庸置疑,青少年们对避孕措施的使用有了更深的了解,但是仅凭这一点还无法解释。支持守贞的基督徒们和守贞教育支持者也想来分一杯羹。1996年福利改革法案通过后,守贞教育获取了很多经费,得到了推进。但在那些未推行守贞教育课程的地区,青少年怀孕率也同样下降了。另外,之后的研究也表明了贞洁宣誓和贞洁教育并不能带来实质性的效果。

译注:守贞教育,又称婚前守贞教育、纯洁教育、唯禁欲性教育,是性教育的一种形式,教育学生不要进行发生婚姻以外的性行为,并以负面角度形容发生婚前性行为及女性进行堕胎后的后果。它一般不会像综合性性教育般教授学生有关预防性病、安全性行为及避孕般的知识。

 

讨论不出结果来,趋势却依然持续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推迟了性爱体验,怀孕率不断下降。如果从90年代末兴起的约文化来看,这个结果是令人意想不到的。《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在1997年称,当时大学校园中的一夜情“前所未有地普遍”。《纽约时报》没有提供足够的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论断,但确实让读者们了解了“约炮”(hooking up)一词。它将“约炮”定义为“从20分钟的热吻,到和衣而睡度过一整夜,再到性交等的任何行为”。

 

自从那时起,人们就过分估计了高中生及大学生一夜情的情况(甚至有调查表明连学生自己也高估了)。然而过去几年来,许多关于约文化的研究和书籍已经开始纠正这种错误的想法。其中,美国西方学院社会学教授丽莎·韦德(Lisa Wade)的《美国约文化:校园性文化新方向》(American Hookup: The New Culture of Sex on Campus)写得颇有见地。这本书借用了两位文理学院学生从2010年至2015年的详尽的日记,还有韦德与来自其他24个大学或学院的学生的对话。

 

韦德将她调查的学生分为三组,其中约三分之一被她称为“守贞者”,他们完全摒弃约文化。略超过三分之一的那部分是“浅尝者”,他们有时会勾搭陌生人,但内心比较矛盾。还有少于四分之一的人是“狂热者”,他们从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剩下的人则处在长期的恋爱关系中。

 

这与2014年的某个研究不谋而合,研究发现千禧一代的大学生比起X世代,无论是性经历还是性伴侣都无明显增多的现象。研究还使用了来自大学社会生活网上调查的数据,涵盖自2005至2011年累计调查的2万名大学生。数据显示,大学生四年一夜情的中位数是5次,其中有三分之一仅涉及亲吻及抚摸。另外,调查的大多数学生都希望自己能有更多机会发展长期的恋爱关系,找到男女朋友。

 

最近我在和韦德交谈时,她提到对现在十几、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性生活数量下降一点都不意外。她认为,年轻人一直更倾向于在确定的关系中发生性行为,“想想那个婚前性行为还算得上是件大事的时代,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韦德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男性数量锐减,在40年代末及50年代年轻女孩中引发了焦虑。相比战前,女孩们更急于投入到正式的恋爱关系中。她说,“那个时代的年轻女孩中,掀起了一股‘稳定下来’的风尚。”她还补充道,一些父母对这种转变并不买单,他们更倾向于战前那种相对轻松随意、可以接受任何人约会邀请的男女交往关系。“你和别人出去一晚上,可能最多也就发展到搂着脖子亲吻爱抚的阶段,但是和同一个人相处几个月会发生什么呢?事实证明,1957年是美国历史上青少年生育率最高的一年。”

 

“要有社交技巧,谁还撩来撩去的?”

 

而最近几十年来,青少年恋爱已不再那么普遍。1995年,“青春期健康”(Add Health)大型纵向调查发现,在过去18个月期间,66%的17岁男孩和74%的17岁女孩曾有过一段“特别的恋爱经历”。2014年,当皮尤研究中心对17岁青少年展开类似调查时,调查范围宽泛到“曾与他人约会、约炮或是恋爱过”,有过上述经历的人却只有仅仅46%。

 

那么是什么阻碍了年轻人发展恋情?过去25年来,青春期对个人的影响发生了方方面面的转变,这个问题背后的原因不甚枚举。正如珍·特温格去年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中所说,青少年步入成年的过程中,不仅约会的比例下降了,一同下降的还有饮酒、打工赚钱、与除父母外的人外出以及考驾照的比例。

 

改变的不止是孩子们的青春期,另一个巨大的转变是父母对孩子的教育、经济前景的态度,他们对下一代未来的担忧日益加重。这在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中尤为突出,一套优秀青少年的评价机制从父母的担忧中脱胎而出。一名大学毕业多年的男性在回顾自己的高中生活时说:“早上6点棒球队训练,8:15学校开始上课,傍晚4:15戏剧社集合,6点开始在流动厨房服务,还要赶写剧本,根本不能有别的心思。”他补充道,父母以及其他权威给我“施加了巨大压力”,“必须专心致志在提高自我这件事情上,甚至不惜以牺牲人际交往为代价。”——压力这个词,我从许许多多20几岁的年轻人那里都听到了,从高中至大学,压力一直如影随形。

 

在《这一代孩子:人力资本与千禧一代的造就》(Kids These Days: Human Capital and the Making of Millennials)中,马尔科姆·哈里斯(Malcolm Harris)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在论证美国年轻人丧失性能力时,这样写道:

 

青少年不受监管的自由活动时间越来越少了,这是很大一部分原因。从基本层面上来说,性爱最美好之处在于和亲密伴侣之间自然发生情愫,相互嬉戏玩耍的体验……而排得密密麻麻的时刻表……预示着美国青少年的这种体验正在被剥夺。想要突破一垒得到更深的发展毕竟要耗时耗力,而现在的孩子有太多别的事要做了。

 

《婚姻基础教程》(Marriage 101)是西北大学最受欢迎的本科课程之一,由配偶疗法创始人威廉·平森夫(William M. Pinsof)和精神病学教授阿瑟·尼尔森(Arthur Nielsen)首次开设于2001年。如果在选择伴侣的过程中,首先教给人们正确的爱、性与婚姻,会不会可以避免坏习惯的养成呢?平森夫和尼尔森对此很好奇。于是他们开设这门课,试图避免一些不幸的婚姻。六年前,心理学教授亚历珊卓·索罗(Alexandra Solomon)接手这门课,她认为新一代年轻人发展恋爱与体验性爱受到诸多阻碍,因此把教学目标作了相应调整。她给学生布置的作业是邀请别人出去约会,约会内容可以是一起做一件从未做过的事。

 

课程的人气并未因此受任何影响;选课期间,几分钟之内课程名额就一抢而光。(这可能与几年前一门相似课程被取消有关,那门课叫作《人类性学》(Human Sexuality),因主课教授在课上演示某种情趣玩具的用法而被取消。)索罗还是西北大学家庭研究所的治疗师,每周的坐班时间,要和她交谈的学生们总能排起长队。他们不仅讨论课程内容,也倾诉自己的感情遭遇。任何有关于健康、愉悦的性爱的疑问都能咨询,性爱也的确是许多案例中的关键问题。

 

在与学生们经过无数的交谈之后,索罗对约文化得出了一些结论。准确来说,约文化应该称作无恋情文化。一方面,她认为这种文化既是社会发展受到阻遏的结果,同时也进一步阻遏了社会发展。正如索罗的一个学生所说:“我们约炮是因为缺乏社交技巧,而我们缺乏社交技巧是因为我们选择了约炮。”另一方面,目前许多学生都在随意性交和无性之间徘徊,尽管基于恋情的性爱明显是另一个选择,但这不仅相较而言难以获取,还意味着这些年轻人惧怕承担的责任。《婚姻基础教程》的大多数学生在大学期间都有过恋爱经历,索罗指出,是因为这门课原本就更容易吸引有志于开启一段稳定关系的学生。但是她认为,就算是这些学生,也难免地将爱情放在学业与事业以下的位置,或至少会在学业与事业上有足够保障后,才开始寻求爱。索罗这样写道:“我教的本科生们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他们抗拒在求学期间坠入爱河,唯恐破坏了人生计划。”

 

三月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旁听了索罗为优秀女研究生举办的一场讨论会,这些学生都参加了家庭研究所的咨询项目。讨论的主题是2018年前后爱与性正面临的考验。伴随着红葡萄酒和布朗尼蛋糕,学生们谈论了从阿兹·安萨里的疑似性侵丑闻、到现在情感关系词汇模棱两可等话题。“人们会说,‘我们在约会,我们之间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但我们不是男女朋友’。这算什么意思?”一个女生恼火地说。她的同学在一旁也强烈赞同,“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处在一夫一妻制度下,但是……”她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索罗打断了大家的发言,提出了一个情感测试问题:“如果我得了流感,你们会带汤来看我吗?”围坐在会议桌旁的大家纷纷摇头。事实上,没几个人能在病中受到对象送汤照顾,或是能给病中的对象送去热汤。

译注:一月中旬,一篇题为《与阿兹·安萨里共度的那晚成为我人生中的噩梦》的文章在Babe网站上流传甚广。阿兹·安萨里作为一名支持反性侵女权运动的公众人物,却被女网友格蕾丝(化名)披露,他们短暂相处几天之后,在安萨里的公寓里亲热时,安萨里的举止笨拙、带有侵略性,令她感到不适,随即离开了那里。

 

谈话进一步深入到这种关系不常见的原因。“在确定关系之前,需要建立深厚的感情基础。”一名女性提到。另一位说,她的父母都是高学历精英,他们不允许她在高中时谈恋爱,因为那会分散她的注意力。现在她已经是研究生了,对待爱情的态度却仍然无法改变。“现在我要专心完成学业,然后找一份实习,我要做这个做那个,全都做好之后才会考虑恋爱。到那时我都30岁了,还是不知道什么是爱,谈恋爱是什么感觉。”

 

当面搭讪从正常举止,变成了怪异的边缘行为。

 

五月初,我再次来到西北大学,旁听《婚姻基础教程》。我之所以特别选择这个时间,是因为那周的主题是“亲密关系中的性”,与我的写作内容息息相关。但是课堂上并没有太多关于性的讨论,基本上是学生们饶有兴致地分享了自己的作业完成情况,这项作业叫作“情侣顾问”,要求学生采访社区里的一对情侣,把他们的恋爱编年史纪录下来。

 

一位女性诚恳地说:“两个人在一段关系中都很投入、很满足,发现这些的过程让我充满了惊喜。”另一个女生的“情侣顾问”恋爱时智能机尚未面世,他们的爱情对她来说不可思议。她说:“我完全无法理解,他们相识之后要了对方的邮箱,通过邮件联系,然后他们有了第一次约会,之后就心意互通,水到渠成了。他们从没有刻意‘确定关系’,因为他们始终在同一步调上。我震惊了,天呐,难道爱情就是这样的?”大概在讨论时间过去三分之二的时候,其中一名助教终于打断了大家的发言。“我们是不是谈点别的?”她试探着问,“我觉得大家来谈谈性吧,这才是这周的主题。”

 

三、交友软件幻象

 

32岁的毕业生西蒙(Simon)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大学时期艳遇不断的矮秃子。他说:“要不是拥有有趣的灵魂,我肯定要孤独终老了。”(本文受访对象均采用化名。)“我外向健谈,但本质上就是个书呆子,”最近一次交谈他告诉我,“但是还好大学里也有很多书生气的女生,我太开心了。”毕业后不久,西蒙谈了一段长达七年的恋爱。2014年,与女友分手后,他觉得恍如隔世。

 

这段恋情之前,交友软件Tinder还尚未面世,连iPhone都不知道在哪儿。西蒙倒也不急于开始下一段恋情,但他需要解决生理需求。“我刚开始常去酒吧。”他说。但是他每次去,都显得格格不入。他察觉到,不知何时起,面对面搭讪从一种正常举止,变成了怪异的边缘行为。于是他的朋友们为他注册了Tinder账户,之后他又陆续注册了Bumble、Match、OkCupid和Coffee Meets Bagel等一众交友软件账号。

 

除非颜值高,否则别在交友软件上浪费时间了。

 

相比其他软件,西蒙在Tinder上的成功率要高一些,但效率依旧很低。他把照片往右滑,就代表对推荐用户感兴趣,一般他感兴趣的30人中会有1人也对他感兴趣,这时就匹配成功了。配对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双方开始互发信息。“我发出10条短信,一般只能收到一条回复。”他说。换句话说,和西蒙互相右滑的10位女士中,有9位没有与他交流下去。那么如果他对300名女性感兴趣,这其中仅有一位会和他聊天对话。

 

在那些不用交友软件的人看来,这些软件极大程度促进了一夜情的发生。而实际情况是,除非你有高颜值,交友软件带来的最大好处也就是消磨时间罢了。根据Tinder最近一次在2014年公布的数据,用户在一天内平均登陆11次。男性用户平均每次在线7.2分钟,女性用户8.5分钟,一天总计花费一个半小时左右。但是他们投入的时间成本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现在,Tinder每天有16亿的右滑,匹配却只有2600对。如果西蒙的情况不是个例,那么这些匹配中的大多数都不会走向双向交流,极少会发展成约会,微乎其微的几率才能促成一次性交。

 

我和西蒙谈话的时候,他已经和新女朋友交往了7个月,他们是通过另一个交友软件认识的。Simon很喜欢自己的女友,也很开心能暂时离开Tinder一段时间。“交友软件的体验对大多数男生来说,就像对着空谷呐喊,得不到他人回应,”他解释道,“而对大多数女生来说,就是沙里淘金,你得从海量的下体照里找到真命天子。”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在用这些交友软件呢?为什么不干脆抵制它们呢?西蒙认为线下交友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他的父母是大学毕业几年后在一个合唱团认识的,他觉得自己没这么幸运了。“我喜欢打排球,”他补充说,“两年前我在排球队遇到一个女孩,我觉得她挺可爱的,有段时间经常在一块打排球。”西蒙想把女孩约出去,但是最后没能跨出那一步,因为想想就觉得“尴尬至极”,甚至担心会“讨人厌”。

 

刚开始,我怀疑是西蒙过于绅士拘谨,或者有些畏首畏尾。但是随着访谈的人数越来越多,我愈发察觉到他所描述的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日益凸显的社会文化。“公共场合再也没有人搭讪了。”来自北弗吉尼亚的一位教师说。“交友的大环境已经变了。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会约你出去了,就连试探性的聊天都很少。”一位来自洛杉矶的28岁女性说道,她主动坦诚自己已经单身三年。

 

恋爱的萌芽生长脱离了日常,浪漫的电梯邂逅不再现实。

 

而这种转变正在加剧,一方面是因为性侵、性骚扰令举国上下人心惶惶,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根据2017年11月经济学人联合舆观调查网所做的民调,现在18至29岁的美国人中,有17%认为男性邀请女性出去喝一杯“总是”或“通常”伴随着性骚扰。(而年纪较大的组别中,这一比例要小得多。)

 

劳蕊·明茨(Laurie Mintz)是佛罗里达大学的一名教师,她教的本科课程很受欢迎,是关于性心理学的一门课程。她告诉我,#MeToo运动兴起之后,她的学生们对约会对象的意愿越来越重视了。其中很多年轻人说,自己审慎地反思了过去的行为,还积极地从朋友和同伴那里吸取经验。但是还有一些人反应过激,他们干脆拒绝任何开始的可能,唯恐自己不受欢迎。以我自己与人交谈的经历来看,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在发展新恋情的过程中,现在都开始展露出犹豫与迟疑。一位自称主张男女平权的女性说,她很同情异性恋男性,因为他们现在备受压力。“尤其是在当前的文化环境下,我觉得应当正确看待他们,他们只是试图冒点险和陌生人讲话。”在给我的信中,她这样写道。“有很多孤独无助的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不知道如何约会。”

 

我曾对许多受访者提过,我和丈夫是2001年在电梯里认识的。(我们在同一个机构的不同楼层工作,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打开了话匣子,在电梯里、休息室、去坐地铁的路上都有了更多交流。)受访女性听到后,都会不禁叹一口气,感慨自己也多想像这样遇见另一半,她们的反应很有趣。然而,也有相当一部人表示,如果在电梯里碰到男士跟自己搭话,会感到极其不适。“变态,离我远点!”一名女士说自己会这样想。“一般在电梯里我们都不会说话,只看自己的手机。”她的朋友点着头解释道。另一位女性向我描述了想象中的场景,某天一位男士会在书店里对她一见钟情。(彼时她手里拿着最爱的书,而他会搭讪道:“这是什么书?”)但她一下子又从幻想中醒来,把话题转移到最近重播的美剧《欲望都市》上,感慨剧中人物多么过时。“米兰达居然是在酒吧里遇见史蒂夫的。”她说话的语气仿佛这个场景是在简·奥斯丁的小说里才有的,与她的生活毫无关联。

 

这些五花八门的交友软件原本是提供约炮渠道的,但它们的成效如此不明显,为什么还是大受欢迎呢?一方面,很多人仅仅用作消遣,几乎不曾想过当面见一见网友。正如33岁的艾丽斯(Iris)愤恨地告诉我:“这些男人根本就不当回事。Tinder上大部分男人会把每个推荐对象的照片都往右滑。他们根本来者不拒。”

 

另一类人更加证实了交友软件的消遣作用,而不是牵线搭桥。“尽管我根本没有打算要和别人怎么样,但有人把你的照片往右滑能极大地满足自尊心。”一名男性受访者告诉我。一位28岁女性说自己因为抑郁和性冷淡,已经有3年没有性生活,但仍然在坚持用交友软件:“我没有什么意愿和别人约会。”

 

“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和玩那种弹泡泡游戏也差不多,软件玩得好我很开心,可又真正获得了些什么呢?”一位声称自愿禁欲的女性说道。另一位女性写道,自己“懒得”见人,并补充说:“通常,我都是某个看电视看到很无聊的星期二,才会下那些交友软件来玩……我不是很用心。”还有一名女性说自己会用交友软件,但仅仅“是在两杯白葡萄酒下肚以后,若2个小时滑来滑去无果,就会立刻把它删掉。”

 

很多网络交友的批判者都主要认为,过多的选择会造成“选择过载”,最终带来不满意的结果。这其中就包括丹·斯莱特(Dan Slater),2013年他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过改编自他的著作《百万个初次约会》(A Million First Dates)的相关文章。他认为,网络交友会上瘾,人们想不断借此认识新的人,婚姻与承诺便从中受阻。社会学家罗迈克·罗森菲尔德(Michael Rosenfeld)对这个假说提出了质疑,他在斯坦福大学进行了一项纵向研究,题为“情侣是如何相知相遇,相爱相守的”。他的研究发现,网上相识的情侣相较而言结婚更快,并不存在漂泊不定的迹象。

 

也许选择过载的实际效果与斯莱特的想法有所出入。又或许问题不在于和什么人约会,也不在于约会人数多少,毕竟如果罗森菲尔德的研究结果没错,网络交友甚至能促成婚姻。所以问题在那些畏惧跨出舒适区,永远离不开沙发上的人身上。有一些受访者将自己的性生活和约会经历描述成尘封的记忆,恰恰体现了这一问题。有些人用了“选择悖论”这个词,还有些人用了“选择无能”这个词(因为英剧《黑镜》而被熟知),而另外的人用的是“更优选择畏惧症”(FOBO)。

 

网络交友依然如此受欢迎,部分是因为很多人认为软件相比其他形式更自在。丽萨·韦德(Lisa Wade)怀疑,经历了高中和大学里约文化的毕业生们,应该能感受到,网络交友能部分去除交友过程中的模糊性(既然我们都参与进来了,至少说明我有一点点喜欢你)。我和丈夫第一次在非工作场合见面的时候,双方都不确定这算不算是约会。但是当你通过软件与人交往时,不确定因素就少多了。

 

正如一个来自费城的27岁女性所说:“酒吧调情也许很有趣,但对于我这样缺乏安全感的人来说压力真的很大。我不喜欢猜‘他是不是喜欢我’这种问题。我用交友软件,就是想确定这是个约会,我们都对彼此感兴趣。如果感情发展不理想,那也完全可以接受,至少不会有‘他是以朋友的身份约我出去呢还是想跟我约会呢’这种疑问。”也有人说,他们喜欢交友网站的一点是,第一次提出约会邀请可以通过文字来完成,当面邀请或者电话邀请都很有可能引发尴尬。

 

安娜(Anna)三年前从学校毕业,她告诉我在学校时,她得绞尽脑汁猜别人的心思。而现在,交友软件成了她的依靠。“对方多少对我有点兴趣,”她解释道,“我们都心知肚明”。问题在于,安娜使用的交友软件越多,就越无法想象没有它们的日子。“在生活中,我从未真正学会接触异性。”她说。接着,安娜向我倾吐,最近时常碰到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她在大学时就有所了解。安娜觉得他很有魅力,想表露自己的心意,但脱离了大学校园的环境,又不知该如何开口。突然她想起曾在Tinder上看到过他的主页。“也许下次上线的时候,”她自言自语道,“我可以直接右滑,就不用做这么尴尬的事了,也不用担心被拒绝。”

 

交友软件不仅能减轻传统调情带来的尴尬(同时可能也削弱了兴奋),还对处在“薄弱市场”中的人大有裨益。“薄弱市场”是一个经济学词汇,指参与者相对较少的市场。比如性少数群体,就比普通异性恋使用软件频率更高。(迈克·罗森菲尔德在调查中特意对同志进行过抽样,以弥补对他们约会经历的研究不足。研究发现,“无固定伴侣的同志比异性恋约会经历更丰富”,罗森菲尔德将这部分归因于同志对交友软件的灵活运用。因此,这个差距说明,性衰退更有可能是在异性恋中发生的。)

译注:过抽样(over-sampling)方法通过增加分类中少数类样本的数量来实现样本均衡。

 

然而在所有的约会市场中,软件都站在更上照的那群人一边。26岁的处女艾玛(Emma)偶然尝试了一次交友软件后,闷闷不乐地告诉我:“这些软件是给那些高颜值的人锦上添花。”OkCupid(一个相对不侧重外表的交友软件,鼓励用户主页有详尽的文字描述)联合创始人克里斯蒂安·鲁德(Christian Rudder)在2009年报告说,相比女性外形评分最低的男性用户,评分最高的那些男性用户能收到11倍信息,评分中等的男用户则能收到4倍的信息。这个区分在女性中就更为突出了:约三分之二的信息都发给了那三分之一外形评分最高的女性。密歇根大学和圣塔菲研究院开展的一个更新的研究表明,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倾向于在网络上追求那些比自身吸引力高出25%的人——这大概不是一个明智的策略。

 

交友软件的存在,让面对面升华情感越来越难。

 

所以交友软件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后果?许多用户花费了大量时间追求自己配不上的人物,但很少收到回信,更别提得到当面交流的机会了。有时这种经历也无伤大雅,充其量让人摸不着头脑(为什么这么多人表示对我感兴趣,却不再更进一步呢?)。但有时也会减损信心,甚至造成伤害。据艾玛自己描述,她有点胖。但她对自己的外表很有自信,甚至特意在交友主页上放了几张全身照。然而,那些右滑她资料的男人,只是为了讥讽她。我们交谈时,正好最近有一个男人和她结束了信息交流,而他发来的最后一条信息是一个肥胖女人在跑步机上的动图。

 

更严重的问题是,恋情发展现在被圈定在一个预设好的网络场所中。包括不使用交友软件的所有人在内,人们自然推进面对面情感交流的过程越来越难。如何才能打破僵局呢?

 

四、性:罪与痛

 

五月一个春意盎然的早上,我和黛比·赫本妮柯(Debby Herbenick)带着她的宝宝在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的一个公园里散步。赫本妮柯是印第安纳大学一名的出色性学家,她和我分享了一些她常常给学生的建议。“如果你和对方是第一次(发生性关系),”她平静地说,“不要玩窒息,不要颜射,不要肛交。这些事情都是很难一笑置之的。”

 

我来找赫本妮柯,部分原因是她在《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上的文章吸引了我,在文章里,她提到性的减少可能也有好的一面。赫本妮柯认为,这也许会减少强迫性爱和其他违背本人意愿性行为的发生。毕竟就在几十年前,婚内强奸在许多州还是合法的。赫本妮柯一边推着婴儿车,一边解释道,性行为减少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人们对不良性爱有了改观,一部分人“不再去进行不愿进行的性爱。人们更能够去说’不’了”。

 

上世纪40年代,印第安纳大学生物学家阿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在性学话题上的开创性研究创立了性学这一领域,自此以后,布卢明顿就一直被视为美国性学研究的非官方中心。这一地位得以延续,布卢明顿科学家们固然功不可没,但也和其他机构在性学领域上的乏陈可善脱不了关系。2009年,赫本妮柯及其同事开始了美国性健康与行为普查(National Survey of Sexual Health and Behavior,以下简称NSSHB),如今这一调查仍在进行之中,是美国第二个对国人性生活进行详细调研的全国性调查,更是首个将时间作为变量的调查(之前调查的发起者是芝加哥大学,仅仅在1992年进行了一次取样。其他大多数性学研究,包括金赛的研究,都采用了任意抽样法,样本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群。珍·特温格研究所基于的综合社会调查尽管时间跨度大、代表性强,但关于性的问题只有寥寥几个。)

译注: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 GSS)是由总部设在芝加哥大学的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NORC)负责实施的定期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GSS采取面对面访问、全国抽样调查的方式,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迄今为止所支持的最大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被视为重要的国家资源。

 

我问赫本妮柯,NSSHB的发现是否表明90年代以来发生的变化。她提到了性玩具的流行和异性之间肛交数量的攀升。芝加哥大学在1992年的调查中显示,20岁到30岁之间的女性,只有20%曾尝试过肛交;但NSSHB的结果显示,2012年这个比例已经翻了一番。她还提到,新数据显示,较之前人,色情作品中展现的性行为在现在的年轻人里更流行,比如赫本妮柯一开始提及的那些。赫本妮柯认为,这些都可能会让一些人心生恐惧,从而导致性行为的减少。

 

“身为一名年轻女性,”她看向自己的女儿补充道,“如果自己的性伴侣曾经对自己尝试过窒息式性爱,我想短期内她都不会想要再进行性行为了。”

 

赫本妮柯最发人深思的研究指出了性行为中疼痛的增加。2012年,30%女性表示自己在阴道性交时曾有过疼痛;72%女性在肛交时有过疼痛。我们无法得知这一比率是否有所上升(没有对照组),但可以看得出这个比率高得让人担忧。除此之外,大多数女性都不会把自己的疼痛告知性伴侣。印第安纳大学青少年医学主任、NSSHB主导者之一的丹尼斯·福滕贝利(J. Dennis Fortenberry)认为‘做女人总要经历一些生理不适’的看法早已在很多女性心中内化了。

 

新不伦瑞克大学心理学教授露西娅·奥苏利文(Lucia O’Sullivan)的研究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她曾发表过一篇关于青少年和青壮年高比例性功能障碍的研究。这篇研究始于多年前奥苏利文和大学学生健康中心医生的一次午餐,那位医生告诉奥苏利文,她和同事在工作中看到许多女学生们都受过阴道撕裂伤,这让她们非常担忧。这些学生说自己不是被强奸的,但她们的伤情却说明,她们所经历的性爱最起码是不那么美好的。“她们所经历的性爱的违背她们自己意愿的,发生时她们还没准备好,”奥苏利文说。那位医生还告诉她,正常的性爱中,女性应该得到充分的润滑和前戏。

 

性交时有疼痛不新鲜,但有理由认为色情片促成了某些不那么令人愉快、鲁莽急躁的性体验。研究显示,因为缺乏高质量的性教育,处于青春期的男性把色情片当做理解性的途径;而常常让女性经历疼痛的性和其他行为都是主流色情片中非常常见的(肛交并不一定都疼,但大多数女性有过的肛交都会疼。)在一系列深度访谈中,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的西塞莉·马斯顿(Cicely Marston)发现,也许是受到色情片的影响,青少年在进行突然且未经润滑的肛交行为时,可能会发现插入比色情片里展现得要困难,对方也会经历更多的疼痛。在肛交中,马斯顿的一些实验对象是逼迫伴侣妥协的;而另一些对象所诉诸的手段,被研究者描述为“违背对方意愿地以肛交代替阴道性交”。

 

在和年轻女性的交谈中,我听过太多“后来我发现他做过的一些我不喜欢的事都是在色情片中很常见的”,窒息式性爱就是其中最常被提到的例子。在色情片之外的现实世界,一些人的确享受这种性爱方式,他们认为脑部缺氧会带来更强烈的高潮;但这同时是一种很危险的行为,是未经对方许可最不应该尝试的性爱方式之一。旧金山的一位31岁女性苔丝(Tess)提到,她过去的几次性经历都是和比她稍微年轻一些的男性进行的。“我注意到他们常常会不提前询问就直接尝试窒息式性爱,”她说。安娜是一个认为交友软件能够避免尴尬的人,她说她曾多次经历过窒息式性爱,一开始她甚至一度以为这是正常的。“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需要先询问一下对方是否愿意,”她说。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玛丽娜·艾谢德(Marina Adshade)一直研究性与爱中的经济学,她说:“男性的性体验也有好有坏,但说到女性不好的性体验时,这个不好是指的非常非常糟糕。如果说女性在避免性行为,她们在试图避开的是不是其实是糟糕的性体验?”

 

就算在理想的情况下,性也需要时间去学习,但现状还远远称不上理想。将自身的性行为基于屏幕中看到的东西会导致“旁观心理”(spectatoring),即在性行为过程中在意自己的样子和声音。性学家威廉·马斯特(William H. Masters)和维吉尼娅·约翰逊(Virginia E. Johnson)在很久以前就假定这种心理对性机能会有不利影响。一些年轻女性说,她们会迫于压力模仿色情片中的女优,仅靠阴道性交得到高潮——但对大多数女性来说这是不现实的。“我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明白,我并不需要像色情片里的女孩一样叫得那么厉害,”一位来自波士顿的24岁女性说道。一位来自凤凰城的31岁女性说道,在她看来,色情片让男人“以为他们只要砰砰乱撞一通,就能让任何女人高潮”。

译注:Spectatoring是由马斯特和约翰逊性学研究团队于1970年所提出的,指在性行为中,人们如果以第三者视角参与其中,而不是关注自己和伴侣的感受,则会因为担心自己的发挥而影响性表现。

 

约炮带来的一次性性体验也无益于性的学习掌握。研究显示,对大多数人来说,随意性关系带来的生理快感是低于和固定性伴侣的性体验的。纽约大学社会学家宝拉·英格莱(Paula England)对约文化有广泛研究,她认为导致上述结论的原因之一在于“针对不同性伴侣采用不同性技巧”的重要性,即,了解对方的喜好。女性在性喜好上尤其差异巨大。有调查发现,第一次和某个对象进行性行为时,只有31%的男性和11%的女性达到了高潮。(而当人们被问起和交往对象近期的性生活时,84%的男性和67%的女性都表示自己达到了高潮。)其他研究也显示了类似的结论。当然,许多人约炮不是为了高潮,约有三分之一的约炮在过程中不会发生带来高潮的行为,但两者之间比例上的差距仍然非常惊人。如果年轻人都迟迟不愿开始一段严肃的关系,会有越来越多人生活在对高质量性体验一无所知的状态中。

 

在我为本文进行调研过程中,不少人告诉我他们在“中场休息”。这和露西娅·奥苏利文的一项研究不谋而合,她发现,年轻人即使在已经有过性经历之后,其性生活也常常会中断很长一段时间。一些人的性恋爱休眠是因为暴力或抑郁;另一些人的节制,则更像是在一段时间不称心的工作后进行一次休假。

 

二月份的一个午后,我在华盛顿特区佩特沃斯设计室和工作室聚集的柠檬集团(Lemon Collective)见到了艾丽斯,她说Tinder已经“游戏化”了。柠檬集团开设了很多DIY、设计和其他迎合千禧女性喜好的课程;她们在一家生意火爆的房地产工作室“先房后家”(House before Spouse)庆祝情人节。(“无需伴侣也可理财无忧、财源滚滚,”活动宣传道。“当然,红酒和起司是必须有的。”)

 

在我们的交谈中(当然,是一边喝着酒的),艾丽斯对自己近几次的性体验深表绝望。“我昨天经历了一场非常糟糕的性经历,天哪,太糟糕了,”她无力地说。“他基本上就是放进去,然后——”她以疯狂的速度用拳头撞击着手掌。他们是在Tinder上认识的,这是她第一次和他约,她想能不能教一教他,但她怀疑教也没用。他已经30多岁了,这个年龄实在不应该这么无知。

 

艾丽斯观察到,自己多数为单身的女性朋友越来越多地转而向姐妹寻求帮助。“我33岁了,一直在约会,(我觉得)女性更好,”她说。“女性就是……好一些。”她急忙补充说男性并不是很糟糕,她其实很不愿意看到这个对话让她听起来好像对男性有偏见一样。但她和自己那一群理想化的女性朋友(大多数都并非同性恋)开始在彼此生活中扮演的角色,都是双方如果有让人满意的性爱关系的话不会存在的角色。比如,她们会互相交换同性恋色情片资源,并开始对彼此的喜好了如指掌。一些人还会互评彼此的裸照。“都是很正面的评价,”她列举了一些她们在信息中用来赞扬对方的一些话。(比如,“哔——妹子,你的奶子太美了!”)。她还没准备好完全放弃男性。但她说:“我需要高质量的性。”随及又补充说,起码是“质量比较高的性”。

 

五、压抑

 

“千禧一代不喜欢裸露——现在去健身房,能看到30岁以下的青年都会搭着毛巾穿好内衣,这是一个重大的文化转变,”品牌咨询公司Redscout的创始人约拿·蒂森(Jonah Disend)去年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道。他提到主卧的设计理念发生变化的原因也是一样的:“人们想要属于自己的换衣间和洗手间,即使在夫妻间也是如此。”去年彭博社的文章在最后总结道,不管千禧一代在“网络上显得多百无禁忌”(或许是指色情短信),“他们仍然是保守的。”全国的健身机构为了适应年轻客户的需求,据说已经在重新设计更衣间了。“老一辈——60岁以上的人,对公共浴室是完全不介意的,”一名健身房设计师告诉《纽约时报》,并说千禧一代格外注重隐私。

 

一些人通过观察,认为年轻人之所以开始不喜欢裸露,可能是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大部分中学就不强制学生在体育课后洗澡了。事实的确如此,平时裸露的时间越少,到了裸露的时候就会感到越不舒服。但也可能是因为人们现在开始担心自己裸露时的样子。越来越多研究机构的报告显示,社交媒体让男性和女性都开始对自己的身体感到不满意。荷兰一项重要研究发现,男性频繁浏览色情作品使他们更加在意自己性器官的尺寸。我在一些男性那里就经常听到类似的话(“毛发太旺盛了,不够精干,不够大,”他们这样闷闷不乐地絮絮叨叨着)。根据赫本妮柯的研究,只要看男性对自己性器官的评价,就能大致预测他的性功能了。可能由于色情产业和整形营销的影响,约有20%到25%的人群对自己(性器官)的评价是负面的。赫本妮柯在邮件中告诉我,在阴唇整形手术的重利之下,“就连一些城市的广告板上(是的你没看错,广告板!),都开始出现这种手术的宣传。”

 

对自己的身体感到满意的确有利于性生活的展开。在对57份针对女性身体意像(body image)和性表现的研究进行回顾后,我发现,正面的身体图式能带来更高质量的性爱。相反地,如果对自己的裸体不够自信,性也会变得更加复杂。如果连出浴的样子都不愿意让对方看到,还怎么口交?

译注:body image,心理学概念,指人们自己体形及性别特征吸引力的自我感觉。常与身体图式(body schema)的概念一起出现。另还有身体心像、身体图像、身体图式等译法。

 

对某些人来说,答案也许就是不口交了。根据2017年Match.com网站、海伦·费雪和金赛研究所的贾斯汀·加西亚(Justin Garcia)共同牵头的“单身美国”(Singles in America)研究,千禧一代中口交时乐在其中的人比上一代少66%。这对女性来说可不是个好消息。在所有的两性互动中,口交是女性获得高潮最可靠的途径之一。

 

纽约性治疗师伊安·科纳告诉我,他在工作中遇到的很多男性都愿意为伴侣口交,但却遭到了对方的断然拒绝。“我知道大家一般认为不愿意这样做的是男性,但我的发现正好相反,”他说,“在私下交谈时,很多女性都会说‘我只是不信男人愿意那样做,喜欢那样做;那里是我身体中最丑陋的部分了’。”我也曾就口交的问题采访过20多岁的人,其中不少女性都做出了类似的回应。“被口交会让我紧张,这比插入感觉上还要亲密,”一名女性写道。“我因为难为情,很难去真正享受,”另一名女性写道。

 

性学研究者在性欲望和性兴奋的问题上,曾经仅仅关注刺激;但在过去20年间,性的压抑也成为了一个同样重要甚至可以说更为重要的考虑因素。(“压抑”一词指一切干扰和阻止人们性兴奋的因素,包括负面自我形象和心不在焉。)曾在金赛研究所受训的艾米莉·纳格斯基(Emily Nagoski)在书籍《高潮:改变性生活的新科学》(Come as You Are)中,把大脑中的兴奋系统比作汽车油门,而抑制系统则是刹车。前者能够开启你的兴奋状态,后者则会关闭它。研究显示,很多人的“刹车”比“油门”更为灵敏。

 

“刹车”比“油门”更灵也许符合我们的认知,但对大多数性学问题的主流看法却和这一观点背道而驰。在性欲低下的问题上,人们倾向于借助刺激手段来添油加火——新布伦瑞克大学学生健康中心就会发放色情文学、蓝色小药丸和K-Y润滑剂等。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手段对一些人的确有效;但如果“刹车”完全被拉住的话,上述手段也不会让人产生性欲。

 

在访谈中,“压抑”一词似乎经常困扰着禁欲已久的人。大多数人并不是欣然选择禁欲(比如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的,而更多是创伤、焦虑或抑郁下的别无选择。可以想象,很多女性挥别性生活的原因就是性侵犯,这实在令人沮丧。除了性侵犯,另外两个诱因也不出人意表——几十年来,焦虑和抑郁的人数在美国一直不断攀升,近来有一些统计显示,在青少年和20多岁的青年中这一点尤其明显。对很多人来说,焦虑抑制了欲望。更不幸的是,抑郁和抗抑郁药都会降低人们的性欲,这简直就像性学界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译注:“catch-22”一词来自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创作的长篇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在该小说中,根据“第二十二条军规”理论,只有疯子才能获准免于飞行,但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但你一旦提出申请,恰好证明你是一个正常人,还是在劫难逃。第二十二条军规还规定,飞行员飞满25架次就能回国。但规定又强调,你必须绝对服从命令,要不就不能回国。因此上级可以不断给飞行员增加飞行次数,而你不得违抗。如此反复,永无休止。如今该词常被用来形容本身就有问题、不符合逻辑而难以实现的规则或者进退两难的境地。

 

“我一直在看医生,主要就是配合治疗情感焦虑。”名叫四月(April)的28岁女性写信告诉我,因为重度焦虑,她不能进行性生活,也无法恋爱。“我尝试过接吻,甚至还上过二垒(按现在小孩的说法),但我始终体会不到快感。”在我们随后的电话交谈中,她告诉我在青春期时,她内向且超重,并且“非常,非常害怕男孩子。”四月不是无性恋(幸好还有她的魔弹牌按摩器足以证明这一点)。她只是害怕亲密。她在出版行业工作,时不时和通过工作或手机应用遇到的男人约会,但一旦进行到肢体接触的阶段,她就会陷入恐慌。“有次就因为对方想要吻我,我直接从车上跳了下来,”她苦涩地说。在对话快要结束时,她提到了英国作家海伦·欧耶米讲过的一个故事。一名写言情小说的作家实际上自己却从没有性经历。“她不想和任何人发生关系,她被困住了,像童话故事一样,被困在一个空荡荡老宅的阁楼里,一遍一遍写着那些浪漫的情节,然后面对毫无波澜如古井的人生。我总是想起她。”

译注:无性恋(Asexuality,也称为nonsexuality),是指一些不具有性欲望或者宣称自己没有性取向的人,即不会对男性或女性任一性别表现出性欲望,即缺乏性冲动。2004年发表的研究结果提及无性恋占人口的1%。不过无性恋是否是一种性取向到目前为止都还有争议。

 

通过和访谈对象的接触,我惊异于郁郁不乐和清心寡欲之间形成的恶性循环,常常让人完全挣脱不得。数据显示性生活会让人们起码在一定程度上更快乐(对处在恋爱关系中的人来说,即使性生活的频率高于每周一次,幸福度也不会有额外的提升)。但不快乐就会不性奋,结果渴望快乐的人们又会失去一个快乐的理由。这种越来越常见的苦闷情绪是不是也造成了性的衰退?答案是几乎是肯定的。但反过来,性和亲密行为的减少是否也是造成人们不快乐的原因?

 

另外,现有对成年人性欲冷淡的研究显示,等的时间太长也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在18岁时没有性经验的人当中,有80%到25岁时就会进入活跃状态;但对于那些20多岁还没有性经验的人来说,性的机会就更为飘渺了。2009年《性学期刊》(The Journal of Sexual Medicine )上的一篇研究推测,“如果到了25岁男女性还没有过性经历,那他/她的处子之身很可能会一直维持到45岁以后。”斯坦福大学迈克·罗森菲尔德的研究也证实,进入成年后,真正的单身生活比我们大多数人想象得要稳定。罗森菲尔德在研究报告中提到,20岁至30岁的异性恋单身女性在一年的时间里,只有50%有过约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比率就更小了。

 

其他导致性压抑的因素直接来源于我们的生活方式。比如,睡眠不足就会严重影响性欲,而如今非常普遍的一些行为——比如熬夜玩手机——又在危及着我们的睡眠质量(对女性来说,头一天晚上多睡一个小时,第二天性生活的概率会增加14%。)。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妇产学教授罗瑞·布洛图(Lori Brotto)在新书《有心才好性:女性如何发掘自己的欲望》(Better Sex Through Mindfulness)中对相关的实验研究进行了回顾,结果显示,如今这些我们都习以为常的类似干扰因素会不分性别地阻碍性欲的产生。

 

没睡好、让我们分心的小东西——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怎么能胜过性这样如此本能的东西呢?我经常听到的一个答案是,欲火本就易灭。人类作为一个种族需要性,但作为个人却未必。

 

我们的时代存在一个矛盾之处,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安全环境中,但现代生活中有些东西却会触发我们身体中遇到危险时才会出现的本能反应——焦虑、警惕四周、时睡时醒等。在这种情况下,求生的本能超过了欲望。艾米莉·纳格斯基就曾指出,没人会因为没有性生活而死。“我们会饿死,渴死,甚至困死。但没人是因为不能做爱而死去的。”

 

今年春天,玩具反斗城宣布倒闭,此前就有消息称其因出生率下降陷入了经营困境。一些观察家尖锐地指出,千禧一代毁掉的东西又多了一样。

译注:Toys “R” Us是全球最大的玩具及婴幼儿用品零售商,通过整合各类品牌,向消费者提供全方位及一站式购物的体验。

 

社会变迁总会在一代人中间引起悲观情绪。有一些作家在看过和我看过的一样的数据后,写出了许多为未来表示焦虑的文章;评论家指责他们煽动恐慌情绪。但我们的确有理由担忧。在意的人可以对一个玩具零售商倒闭的理由做出很多分析,但不可回避的是,过去十年间美国的出生率确实在不断下降。

 

起初,这种下降是由于大萧条;然后可能是因为千禧女性虽然没有完全放弃怀孕生子,但推迟了生育年龄。但在这背后,有一个更为根本的变化。2017年,美国出生率连续两年创下新低。人们都以为千禧一代会在三十多岁成家,但30岁到40岁女性的生育率也在下降。因此,尽管更多女性达到了黄金生育年龄,2017年美国出生的婴儿数却比10年前少了50万人。10年间,美国女性平均生育数预计也从2.1(即所谓的人口替代率,指一个国家排除移民之后维持人口规模不变的女性平均生育数)下降到了1.76。如果这一趋势继续,将会对人口和财政的长期发展带来重要影响。

 

人际间的孤独和冷漠所引发的政治后果则是更为迫切的危机。比如“非自愿独身者”在线上线下发起的仇恨和暴力活动。他们龌龊卑鄙的愤懑适时提醒我们,孤立的年轻人极易受到类似极端思想的影响。让整个欧洲动荡不安的民粹主义不满情绪,部分推力就是未能真正过上成年生活的成年人——在意大利,25岁到34岁之间有一半的年轻人还和父母住在一起。

译注:incel是involuntary celibate(非自愿独身者)的简称。指网络社区上的一种亚文化,代表成员为异性恋男性,他们通常极端厌恶女性,将自身的性生活缺失和两性关系的失败归咎于女性。

 

在我开始写这篇文章时,我希望能够在文中突出这些重大的社会问题。我之前经常听到有人担心,经济不稳定等因素会让未来岌岌可危。我也曾满怀希望地想,这篇文章会深入地探寻社会风气更加开明、不再一定是两个人才能幸福后,会有什么益处。但最终这些希望都落空了,我最终牵挂的,是那些最基本的问题。

 

人类的性行为是我们有别于其他物种的表现之一。我们和大多数猿类乃至绝大多数动物不同:在人类社会中,性行为的时机和方式有时跟怀孕的目的背道而驰(孕期、更年期等不育期;和同性发生性关系;性过程中涉及的身体部位和怀孕完全无关等)。身为一个物种,我们“有持续长时间的性生活,这一点很怪异,”研究人类性行为演进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写道。“运动方式、脑容积和性,成为人类根本区别于大猩猩的三个方面。”的确,没人会死于不能做爱,但做爱的意义经过上百万年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选择性是因为它有趣,让我们彼此联系在一起,令我们感到愉悦。

 

许多研究证实,高质量的性生活虽非必需,却是幸福生活的充分条件。性生活不仅能让人快乐,还有许多健康上的好处。性和健康相辅相成,这点显而易见——一个人越健康,性生活质量越高;反之亦然。不幸的是,亚健康和低质量性生活的关系也是如此。不管是缺少性伴侣还是恋爱对象,都既是不幸福的原因也是不幸福的结果。另外,随着美国的社会机构衰落,生活上有个伴儿也能前所未有地保障美好生活。

 

和经济衰退一样,性的衰落也呈现出不均衡的局面。在长相、财力、心理韧性、人脉等方面越富足的人,遇见真爱和拥有高质量性生活的可能性也越大;只要他们愿意,成为父母的概率也会更大。但对本就活得颠沛流离的人们来说,亲密也更加触不可及。

 

撰文期间,20多岁的年轻人们与我分享了他们的期盼、恐惧和压抑,我在过程中经常觉得感同身受。他们在相互靠近和相互疏远上发生的令人痛心的转变,也常常让我诧异。我比他们大不了多少,却好像来自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

 

性如今成了一件难事,原因不一而足;是这世界变得太多,变得太快。最后,我们也许能够回想起一些原因:糟糕的性教育在从前是个笑话,在色情泛滥的今天则成了耻辱;太多人和手机及社交媒体之间失调的关系,影响了我们的现实人际关系;以“保护”孩子为名屏蔽一切,最终让他们对成年的苦与乐都毫无准备。

 

10月份为文章收尾时,我和四月又交谈了一次。那个从“处女言情小说家”故事里找到宽慰的姑娘告诉我,上次交谈之后,她在Tinder上遇到了中意的对象。他们整个夏天已经约会过几次了,也有过数次肢体接触。她仍然害怕和另一个人有身体和心理上的亲密接触,但她惊讶地发现她并不讨厌这种感觉:“我从来没有想过,在一个人身边能感到这么放松。这种感觉比我想象得要好得多。”

 

随着关系的推进,四月想既然要达到真正的亲密关系,她应该告诉对方自己从未有过性经历。坦白的过程不是很顺利。“我告诉他我还是处女,他就和我分手了。分手是我料想过的最坏结果,居然真的发生了。最坏的结果真的发生了。”她停顿了一下,再开口时声音已经变得更加平稳。“但我熬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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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原载于 The Atlantic

  • 原文链接: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8/12/the-sex-recession/57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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